中印战争曾给我留下这样的记忆
2017-02-14 21:33: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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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印战争曾给我留下这样的记忆

六十年代初,准确点说是1962年,我正上中学。那是一个被官方称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和“苏联对我们”掐脖子的困苦时期。当然,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,因为我们不但要勒紧裤腰带自力更生发愤图强,还要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和“提倡思想革命化”,所以主流宣传教育使我明白:我们造成的问题和暂时困难,都特么是老天和国内外阶级敌人给造成滴。

进入1963年后,我知道一场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保国事件:我们刚刚结束一场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。在那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下,我英勇的解放军把入侵我国境的“阿三”打得落花流水,若不是见好就收主动撤军,恐怕拿下印度首都新德里就“裤裆捏鸡巴”小菜一碟啦。

那时,国际抗议我等浑然不知,知道也不会相信----那肯定是阶级敌人造的谣。我坚决相信真理喉舌“取得的伟大胜利”宣告:我们俘虏了大批印度战俘和高级将领,主动释放他们和归还所有物品。尤其让我感到亢奋的是:我国还理直气壮宣布没有一名军人被俘。这点估计与我同龄并多少关心国家大事的老家伙,都记忆犹新滴。

六十年代初是我们英雄辈出的年代,而随之不久后的“学雷锋”和各行各业英模运动,又多了一些“中印自卫战”涌现的如维族战斗英雄司马义.买买提烈士、“滚雷英雄”罗光燮烈士、“活着的黄继光”陈代富等楷模。

中印战争后几年,给我留下四个难以磨灭的记忆:一个是我们没有被俘军人(骄傲啊!被俘就意味着耻辱和叛变),一个是司马义买买提(与司马懿谐音,感觉很奇怪维族还有叫这名的),一个是从那之后再到后来的印巴战争,巴基斯坦成了我们的“铁哥们”(印度虽然民主却与苏修勾结获支持),再一个是我在学校曾表演赵朴初先生后来写的《哭三尼》(即“反华”的印度总理尼赫鲁、遇刺身亡的“头号帝国主义”美国总统肯尼迪,以及1964年下台“现代修正主义总头目”、苏联党政一把手尼基塔.赫鲁晓夫)打油诗双簧。这三个带“尼”的都是大坏蛋,我们才是大好蛋。这就是那个时代给我留下的革命烙印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读过英国记者(一说是澳大利亚)马克斯韦尔写的《印度对华战争》一书,对这场战争又有了一些详细了解。不过这本印有“内部发行”字样,由三联书店(当时早已为人民出版社的附庸,专出不得不出版的少数非“宇宙真理”政治著作)出版的西方人大部头写中国事件专著,在“文革”极左势力猖獗时期能发行实属罕见。该书观点显然有一定倾向即对我国有利,因为他把战争起因归咎于尼赫鲁。

再后来几十年过去啦~~随着我阅历、经历不断递进和诸多遭遇的耳濡目染感同身受,让我久经考验的榆木脑袋终于茅塞顿开,让许多“国家机密”和谎言不攻自破。这都是后话不再赘言。

前两年旧事重提。先前信誓旦旦宣称“我军没有被俘人员”光环被打碎。

2000年“八一”,印媒《印度快报》爆料:印度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里发现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两名中国战俘,一个叫马胜龙一个叫杨家仑。他们已在这疯人院呆了38年。消息一出令人尴尬纷纷装逼惊讶。走外交途径解决又是3年共折腾了41年,2003年这两个中国“神经病”战俘才姗姗归国,各大喉舌像是见不得人丑事般个个哑巴,我等愚民仍徜徉在神话中洋洋自得。《华盛顿邮报》良心大大滴坏啦,居然一篇题为《1962年战争的两中国战俘被谴返》报道,让我国当年“无一被俘人员”的宣告在全世界上没了面子。

祸不单行。最近国际“敌对势力”媒体BBC也特么先发制人揭我们短,逼得被动挨打的国内一些媒体也跟进凑热闹,又令我等贫民一盆冰水浇头。原因是又发现一个1963年初被阿三俘获的中国军人,这个名叫王琪的老先生历时54年后才重新踏上祖国土地,顿时屁民一顿吃瓜浮躁,各抒己见见仁见智,“间谍”也罢“逃兵”也罢“走失”也罢“叛国”也罢“测绘”也罢任由无聊揣摩评判。反正这事真相只有当事人或两国知晓,这“遣返”、“回归”外交交涉如此“马拉松”,足见事情复杂,这些我就不敢屁话啦。

当然,一些网民极不爱国,根本不懂得“主权大于人权”这个宇宙真理,更不懂得是革命战士必须践诺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祖训,遇到西方势力丑化我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,还乘机揶揄我们伟大祖国。刚刚我在凯迪猫眼看到一位马甲为“赤松渺”网友,发了一篇名为《老兵王琪流落印度的幸福生活》帖子,其“冷幽默”手法我觉得更刁钻,高于大多写此事件的文章。我特转发如下,也算是我“拿来主义”做后半部分的剽窃内容作批判罢。嘿嘿~~

老兵王琪流落印度的幸福生活

老兵王琪在印度生活了54年后终于回国,他的经历引起人们的好奇,他在印度的54年是怎么过来的?记者刨根问底,他的传奇故事终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。他的故事是广大华人华侨在海外艰苦奋斗故事的一个典型,从中也可感受到印度人的善良。

工兵王琪在前线走失之后被印军抓获,随后以间谍罪被叛七年,出狱后流放到一个村落里,一个专门收留异议人士和外国难民的地方。他在那里立业成家,生根发芽,过着印度式的幸福生活。

他被印军审讯时,出乎意料,并未出现《红岩》中所描绘的残酷血腥的场面,印军并未对他进行严刑拷打,只是给他灌酒,醉酒后他什么也没说,印军也就罢了,只好送他上法庭。在坐牢期间,监狱没让他干活,甚至看守警卫还教他学英语,过得很逍遥。出狱后,据他说,印度不准他回国,把他流放了。其实这可能是假话。当时是1969年,正是文革高潮期,他根本就不敢回国。一顶逃兵、叛徒的帽子足以让他不死也得脱三层皮。其次,就算印度政府想送他回国,中国也不会接受,因为中国政府早就宣布,没有任何军人被印军俘虏,他也没有任何身份材料证明他是中国军人。所以,印度政府只好以难民身份安置他。在流放地,当地村民很快接纳了他,让他在一家面粉厂工作,并学会了印地语。不久,在乡亲们的帮助下,他又自立门户,开了一家面粉作坊,日子逐渐好起来。“饱暖思淫欲”,他想成家了。乡亲们看在眼里,有人主动上门给他提亲了。他本来看中一个富家女,最终娶了一个家境一般的女孩,他很不高兴,因为按印度风俗,娶富女可得到一大笔嫁妆。无论如何,成亲是一件喜事。成家后,先后生育了二子二女(后来夭折一子),儿孙满堂,他们全家靠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节俭,日子越发火红起来,过上了印度式的幸福生活。只是到了晚年,思乡病越来越严重,尽管他在三十年前已和家里人联得联系,只是近年来才想回国。

早年看过电影《牧马人》,写了一个右派在流放地被乡亲们救助关怀,并帮他成亲立业的故事。感觉有点虚假,一个右派,阶级敌人,只能老老实实地劳动、苟活,时不时接受拳头棍棒下的“再教育”,成亲那是妄想。而王琪经历是一个真实故事,只是中国乡亲换成了印度乡亲。王琪自己多次承认,印度人对他很友善,在他落难岁月里给过他很多帮助。中国人常说,“中国人民是最勤劳、善良的”。似乎其它民族不那么善良。看了王琪的故事,谁还这样认为?假如一个外邦人流落中国某地,也会得到友善的帮助并能成家立业吗?让人深思。

2017年2月14日中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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